日前在一場經濟學會議上，我提出一個問題。金融危機後經濟陷入「失去的十年」，我們本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避免？與會者提出許多本可以改善產能增長、就業、金融穩定和收入分配的政策例子。
這讓我開始思考我最感興趣的問題：既然有用的思想如此豐富，為何或許能夠改善經濟環境、紓解公共怨恨的政策，自危機以來幾乎沒有落實？
第一個障礙便是市場基本教派主義（market fundamentalism）。自1980年代初以來，市場永遠是對的、政府干預永遠是錯的思想一直主宰政治，但也帶來危險的智識謬誤：金融市場永遠是理性而有效的；央行只須關注通膨目標，無須兼顧金融穩定和就業；財政政策唯一的合理作用是平衡預算，而非穩定經濟成長。即使在2007年後這些謬誤令基本教派經濟學顏面掃地，但市場基本教義派政治學仍大行其道，阻止人們對危機採取充分的政策反應。
市場基本教派主義不僅成學術主流，強大的政治利益更驅動1970年代的經濟學革命。這派人宣稱，政府的經濟干預幾乎總是適得其反，已成所謂的科學證據，財富和權力分配的巨大轉變因此變得合理化，財富從勞工流向金融資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，權力從勞工組織轉進企業利益團體的手中。
但是，正如凱因斯主義因為1970年代的通膨危機由盛轉衰，市場基本教派主義也因為2007年的通縮危機而充分暴露出自己的矛盾。
市場基本教義派的一個具體矛盾，則可說明薪資停滯和近來民粹主義情緒復燃的另一個原因。經濟學家認為，自由貿易和鬆綁監管等增加國民所得的政策，永遠對社會有利，至於增加的收入如何分配則不是重點，反正獲得更高收入的人永遠可以補償輸家。因此，一切增加總收入的政策，都必然對社會有益，因為一些人會變得更富有，其他人也沒有變得更糟。
但經濟學家在理論上所保證的補償最後並未出現會如何？如果市場基本派主義政治明確禁止收入再分配，或者禁止補償因自由貿易和勞力市場「靈活性」而蒙受損失者又會如何？這時不論是提高貿易、勞力市場或國內生產競爭的政策，可能反而干擾社會、擾亂政治。
這凸顯2007年以來經濟政策失靈的另一個原因。政府不干預的主導思維，自然而然加劇了全球化和技術輸家對變化的抵制，也對在經濟改革的順序安排上造成難以解決的問題。要想成功，必須貨幣、財政和結構性政策多管齊下，而且按照合理、互相強化的順序進行。但如果市場基本教義派阻撓擴張性總經政策、阻止稅收或公共支出重分配，那麼反對貿易、勞力市場和退休金改革的民粹勢力必然加劇。如果民粹主義者的反對導致結構性改革無從下手，也將刺激保守勢力反對擴張性的總經主義。
假設充分就業和再分配的「進步主義」經濟學，能與提倡自由貿易和勞動市場自由化的「保守主義」經濟學相結合，那總體經濟和結構性政策都將更容易在政治上得到論證，成功的可能性也會大大提高。
歐洲是否馬上就要迎來這一局面？法國總統馬克宏最後能勝出，就是歸功於他將「右翼」的勞動力改革和「左翼」的鬆綁財政和貨幣條件結合在一起，而且也受到德國和歐盟的支持。
如果結合保守主義結構政策和進步主義總體經濟學的「馬克宏經濟學」成功取代市場基本教派主義，那麼經濟停滯的十年可能很快就會結束，至少對歐洲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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